1971年7月｜苏军第五近卫坦克师内部通报（节录）
致：各团、营级指挥员 发：师政治部 日期：1971年7月3日
关于近期部队思想动态及应对措施的通报
自1969年10月军事行动开展以来，我师在解放中国人民、打击反动势力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辉煌战绩。然而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，敌对势力并未完全肃清，残馀匪帮仍在部分地区进行垂死挣扎。
近期，师政治部在基层调查中发现以下值得警惕的现象：
（一）部分官兵对长期驻扎任务產生厌倦情绪，出现「什么时候能回家」「这场仗还要打多久」等消极言论；
（二）个别单位出现酗酒、打架、擅离职守等违纪行为，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四十七；
（三）极少数官兵对「清剿」行动中的必要措施表示不理解，甚至產生同情敌人的错误思想；
（四）247团三营发生一起严重事件：列兵伊万·科斯特罗夫于6月27日夜间企图越境逃亡，被边防哨所截获。经审讯，该犯供述其「厌倦战争」「不愿再杀无辜平民」云云。现已移交军事法庭处理。
（一）各级政治军官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，深入宣传本次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；
（二）严格执行纪律，对违纪行为绝不姑息；
（三）丰富官兵业馀生活，组织文体活动，缓解心理压力；
（四）对思想动摇者及时谈话教育，情节严重者予以隔离审查。
师政治部主任 尼古拉·谢尔盖耶维奇·波波夫上校 （签章）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1年7月15日 16:00｜河北，获鹿县某村
帕维尔·别洛夫站在一座被烧毁的农舍前，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剥落。
他从一个师长变成了一个刽子手——至少在他自己眼中是这样。
「师长同志，」参谋长科瓦廖夫走过来，脸色疲惫，「搜查结束了。村子里没有发现武器和游击队员。」
「那这个呢？」别洛夫指向地上的几具尸体。那是三个男人，年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不等，手被反绑着，后脑勺上各有一个弹孔。
科瓦廖夫避开他的目光。「营长说……他们有嫌疑。在审讯中态度不配合。」
「据举报，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他们给过路的陌生人送过水。」
送水。别洛夫闭上眼睛。因为给陌生人送水，三条人命就这样没了。
「我知道。」别洛夫打断他。他当然知道。这两年来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——邻居举报邻居，兄弟出卖兄弟，妻子告发丈夫。佔领者带来的不只是枪炮，还有恐惧和猜疑，把每一个社区都变成了人间地狱。
他转过身，望向远处的太行山脉。那些连绵的山峦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苍翠而寧静，彷彿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。
「科瓦廖夫，」他突然问，「你还记得我们当初为什么来这里吗？」
「为什么？」科瓦廖夫愣了一下，「为了……为了消除中国的核威胁，为了——」
「那些都是说辞。」别洛夫摇头，「我问的是，你心里真正相信的理由。」
「当初我相信，」别洛夫的声音低沉，「我相信我们是在执行一项必要的任务。中国有核武器，对苏联构成威胁，我们必须消除这个威胁。这是军人的职责，没什么可说的。」
他蹲下身，看着地上那具年轻人的尸体。那张脸上还残留着死前的恐惧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彷彿在质问什么。
「但现在呢？核设施早就炸完了，毛泽东也死了，北京也佔领了。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杀农民？烧房子？」
「师长同志，」科瓦廖夫的声音紧张起来，「这种话……」
「我知道，说出去要上军事法庭。」别洛夫站起身，苦笑，「放心，我还没有疯到那个地步。」
「回师部吧。晚上还有会议。」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回师部的路上，车队经过了一个集镇。
集镇的入口处竖着一块巨大的标语牌，上面用中俄双语写着：「热烈欢迎苏维埃解放军！」标语牌下面，几个衣衫襤褸的孩子正在翻捡垃圾堆。
「师长？」科瓦廖夫疑惑地看着他。
别洛夫跳下吉普车，向那几个孩子走去。孩子们看见他的军装，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散而逃，只有一个最小的——大概只有五六岁——跑得慢了一步，被他叫住了。
「别怕，」他用生硬的中文说，「我不会伤害你。」
那孩子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，眼睛里满是恐惧。他的脸脏兮兮的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，在七月的阳光下依然瑟瑟发抖。
别洛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——那是从莫斯科寄来的包裹里带的——递给那个孩子。
孩子犹豫了一下，接过巧克力，但没有吃。他只是紧紧地攥在手里，用那双黑亮的眼睛盯着别洛夫。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别洛夫问。
孩子还是没有回答。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——不是悲伤，而是某种更深沉的东西。那是仇恨，别洛夫意识到。一个五六岁的孩子，眼睛里已经有了仇恨。
他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。
「走吧。」他站起身，转身离开。
回到车上，他一言不发。科瓦廖夫也没有问什么。车队重新啟动，驶向师部所在的县城。
一路上，别洛夫望着窗外掠过的景色——被炮火摧毁的村庄，荒芜的农田，偶尔出现的苏军检查站。这片土地曾经是什么样子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现在的样子，是他们造成的。
他想起了那个孩子的眼睛。那双眼睛会记住今天。会记住穿着苏联军装的人。会记住这一切。
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当那个孩子长大成人，他会做什么？
别洛夫闭上眼睛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1年7月21日｜巴基斯坦，伊斯兰堡某秘密地点
亨利·基辛格看着眼前这个瘦削的中国人，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
这是他第二次与中国的代表秘密会面。第一次是在巴黎，对方是驻法大使黄镇。这一次，重庆派来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人物——邓小平。
「邓先生，」基辛格用他那带着德国口音的英语说，「很高兴再次见到中国的朋友。」
邓小平没有回应这句客套话。他只是点燃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然后直视基辛格的眼睛。
「基辛格博士，」他说，声音沙哑但有力，「我们时间不多，就不绕弯子了。周总理让我转达一个信息：中国需要更多的援助。」
「我理解。」基辛格点头，「但您也应该理解，美国的援助不是没有限度的。我们在越南的处境……」
「越南。」邓小平打断他，嘴角浮现一丝冷笑，「基辛格博士，我坦率地说：越南和中国不是一回事。越南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，你们可以输，输了也不过是丢点面子。但中国不同。如果苏联彻底控制了中国，你们面对的就不是丢面子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世界格局的崩溃。」
基辛格沉默了。这个矮小的中国人说话毫不客气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对方说得对。
「您希望我们提供什么？」
「三样东西。」邓小平掰着手指，「第一，武器。不是那些淘汰的二战剩馀物资，而是现代化的武器——反坦克导弹、便携式防空导弹、通讯设备。我们的游击队需要这些东西来对付苏联的装甲部队和直升机。」
「这个……」基辛格犹豫了，「有难度。如果这些武器被苏联缴获，追溯到美国……」
「你们可以通过第三国转手。」邓小平摆摆手，「以色列、南非、甚至台湾——我们不在乎武器上印着谁的标志，只要能用就行。」
「好吧，我会向总统汇报。第二样呢？」
「情报。」邓小平的眼睛闪烁着锐利的光芒，「你们的卫星可以看到苏联军队的一举一动。他们的部署、调动、补给线——这些情报对我们来说比武器更重要。」
基辛格点头。这个要求相对容易满足。事实上，美国已经在通过某些渠道向重庆提供有限的情报支持。
「钱。」邓小平吐出一个烟圈，「打仗是要花钱的，基辛格博士。我们的经济已经被战争拖垮了。如果没有外部资金支持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」
「每年至少五亿美元。」
基辛格的眉毛挑了起来。「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。」
「和你们在越南花的钱比起来，这是零头。」邓小平的语气不容置疑，「而且，这笔投资的回报率比越南高得多。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士兵，不需要你们的飞机——我们只需要钱和武器。剩下的事情，中国人自己来做。」
房间里陷入沉默。窗外，伊斯兰堡的夜空中繁星点点，偶尔有一两声犬吠传来。
「邓先生，」基辛格终于开口，语气谨慎，「我需要问您一个问题。一个很直接的问题。」
邓小平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芒。那是一种基辛格在越南的对手眼中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狂热，不是绝望，而是某种更深沉、更持久的东西。
「基辛格博士，」他说，「一千年前，蒙古人征服了中国。他们佔领了我们的首都，杀了我们的皇帝，屠了我们的城市。但一百年后，蒙古人在哪里？」
「两百年前，满洲人征服了中国。他们也佔领了我们的首都，也杀了很多人，也统治了我们将近三百年。但最后呢？是满洲人变成了中国人，不是中国人变成了满洲人。」
他走到窗前，背对着基辛格。
「苏联人以为他们可以征服中国。也许他们可以佔领我们的城市，杀死我们的领袖，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消灭我们的意志。我们会像水一样渗透他们的每一道防线，像火一样燃烧他们佔领的每一寸土地。」
他转过身，直视基辛格的眼睛。
「你问我们能撑多久？我的回答是：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活着，我们就能撑下去。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撑住，而是苏联人能不能撑住。」
基辛格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「好吧，」他终于说，「我会把您的要求转达给总统。但我不能保证结果。」
「我理解。」邓小平点头，「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，这一点我们都明白。但我想请您转告尼克森总统一句话。」
「歷史会记住这一刻。」邓小平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，「会记住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刻，美国是选择伸出援手，还是袖手旁观。这个选择，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中美关係的走向。」
「希望贵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」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1年10月3日 深夜｜河北，太行山区某处
【以下内容摘自张秀英日记。原件现存于石家庄抗战纪念馆。】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今天是建国走了一年零三个月。
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脸了。有时候夜里醒来，想要回忆他的样子，脑子里却一片模糊。只有那双眼睛还清晰——那双从小就特别亮的眼睛，像两颗黑葡萄。
小妹长高了不少。她现在能帮着做很多事了——送情报、站岗、甚至帮伤员换药。队长说她聪明、勇敢，将来会是个好战士。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她在长大，难过的是……这种长大，不是我想要的。
今天营地里来了新人。是从北平逃出来的，一对年轻夫妻，带着一个不到周岁的娃娃。女的姓林，男的姓陈，都是大学生，原来在北平的什么研究所工作。苏修佔领北平后，研究所被接管了，他们不愿意给苏修做事，就跑出来了。
一路上走了三个月，差点没命。女的脚都走烂了，男的饿得皮包骨。那个娃娃倒是白白胖胖的，大概是当娘的把吃的都给他了吧。
我给他们盛了一碗小米粥。女的接过碗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她说：「大姐，谢谢你。」我说：「别谢我，到了这里就是一家人。」
晚上，队长开会，说上级传来消息，美国人答应给我们送一批新武器——什么「陶」式导弹，据说专门打坦克的，一发就能把苏修的t-62掀翻。大家听了都很高兴，有个小伙子说：「有了这东西，看苏修的王八壳子还神气不神气！」
我没有说话。武器是好东西，但武器救不了建国。什么武器都救不了已经死去的人。
会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山洞口，看着外面的月亮。今晚的月亮很圆，很亮，照得山谷里一片银白。建国走的那天晚上，也是这样的月亮。
我想，他现在在哪里呢？在天上看着我吗？能看到他妹妹长高了吗？能看到他娘还活着吗？
写到这里，笔有点抖。不写了。明天还要早起做饭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凌晨的时候，苏修的一个排摸上山来了。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，他们直接奔着我们的营地来的。
哨兵发现得早，开了枪报警。大家赶紧转移。我拉着小妹跑，一边跑一边听见后面枪响。
跑了大概两里地，躲进一个山洞里，才敢停下来喘气。清点人数，少了七个人。有三个是掩护大家撤退时牺牲的，还有四个不知道是跑散了还是被抓了。
那对年轻夫妻也不见了。
下午的时候，侦察员回来报告，说在山下的村子里看见了苏修的人。他们把抓到的人绑在村口的大树上，当眾审讯。那个姓陈的男人被打得浑身是血，但什么都没说。苏修的人急了，把他老婆和孩子拉过来，说他不说就杀他老婆孩子。
侦察员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。我问他然后呢，他不肯说。我再问，他说：「大姐，您别问了。」
晚上，我又一个人坐在山洞口。今晚没有月亮，天很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我在想那个姓陈的男人。他为什么不说？他明明可以说的。说了，也许他老婆孩子能活。不说，三个人都得死。
我不知道他是对是错。我只知道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，我们才能撑到今天。
我呢？如果有一天苏修抓了我，拿小妹威胁我，我会怎么做？
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来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今天收到了上级送来的新武器。真的是「陶」式导弹，美国货，上面的英文字还没刮乾净。
教员来教大家怎么用。小妹也去联了，学得比谁都认真。教员夸她：「这小姑娘有出息，将来能当炮兵。」
炮兵。我十三岁的女儿，要当炮兵。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小妹突然问我：「娘，我们还要打多久？」
她又问：「打完仗以后，我们回石家庄吗？回我们原来的家？」
我说：「当然回。等苏修被赶走了，我们就回家。」
她低下头，小声说：「可是爹和哥都不在了。家里就剩我们两个。」
然后我抱住她，抱得很紧。她的身子在发抖，我的身子也在发抖。
「小妹，」我说，「等打完仗，我们回家。把家里收拾乾净，给你爹和你哥立个牌位。然后你去上学，上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嫁个好人。我就在家里等着抱外孙。」
她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：「真的吗？」
「真的。娘什么时候骗过你？」
她笑了。这是她这一年多来第一次笑。
我也笑了。但我心里知道，这些话，可能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。
不过没关係。有梦总比没有梦强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971年11月12日 10:00｜莫斯科，苏共中央全会
勃列日涅夫站在讲台上，面对着数百名神情各异的中央委员。
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，他第一次在全会上全面汇报「中国局势」。过去两年，这个话题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回避着——报纸上只有胜利的消息，广播里只有英雄的故事，没有人愿意讨论那些令人不安的数字。
但现在，纸包不住火了。
「同志们，」他开口说，声音比平时沙哑，「关于中国问题，我认为有必要向大家坦率地通报一些情况。」
「军事上，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」他说，这是老调重弹，「毛泽东死了，北京在我们手里，中国北方的主要地区都已经『解放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战争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。」
他停顿了一下，环顾四周。
「但是，我们必须承认，『和平化』进程比预期的要困难。残馀的反革命势力仍在部分地区进行顽抗，游击活动此起彼伏。」
「一些数字。过去两年，我军在中国的伤亡总数是：阵亡三万七千人，伤九万四千人。损失坦克六百馀辆，飞机一百二十架，各种车辆数千台。」
会场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议论声。
「这个伤亡数字，」勃列日涅夫继续说，「比我们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加起来还要多出几十倍。」议论声更大了。
「经济上，维持中国驻军的开支正在严重影响我们的国民经济。根据财政部的估算，过去两年我们在中国的军费支出约为八百亿卢布，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以上。这还不包括对佔领区的『援助』和『重建』费用。」
他放下报告，直视台下的中央委员们。
「同志们，我不想隐瞒任何事情。我们面临一个选择：是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，把这场战争打到底；还是寻找某种政治解决方案，减少我们的损失。」
「总书记同志，」一个声音从台下响起，那是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，「您说的『政治解决方案』是什么意思？是要和那些反革命残馀谈判吗？」
勃列日涅夫的脸色微微一变。
「不是谈判。」他说，「是……策略调整。我们可以考虑巩固现有成果，把资源集中在北方地区的『建设』上，而不是无限制地追剿南方的残馀势力。」
「这不就是变相承认失败吗？」另一个声音响起，这次是苏斯洛夫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，「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要『解放』中国人民，现在你说不打了，那些死去的苏联青年怎么办？他们的牺牲有什么意义？」
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
勃列日涅夫深吸一口气。他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——当战争的代价开始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时，责任的追究就不可避免。
「米哈伊尔·安德烈耶维奇，」他说，努力保持平静，「我没有说要放弃。我说的是策略调整。我们可以——」
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。所有人都转过头去，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缓缓站起身。
那是阿纳斯塔斯·米高扬。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布尔什维克，经歷过列寧时代、斯大林时代、赫鲁晓夫时代，是党内硕果仅存的元老之一。他已经退休多年，今天却意外地出现在会场上。
「米高扬同志，」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变得谨慎，「请讲。」
米高扬缓缓走向讲台。他的步伐蹣跚，但目光依然锐利。
「同志们，」他说，声音像是从很远的歷史中传来，「我今年八十六岁了。我见过革命，见过内战，见过大清洗，见过卫国战争，见过太多太多的死亡和毁灭。」
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全场。
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，杀死几百万人，佔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然后宣布这是『解放』。」
「你们说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，是苏联的敌人。也许他是。但那些死在我们炮火下的中国农民，那些在我们的『清剿』中被屠杀的平民，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吗？他们是敌人吗？」
「米高扬同志，」苏斯洛夫急切地插嘴，「这个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化——」
「让我说完。」米高扬抬起手，声音平静但不容打断，「我快死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我只想说一句话，一句我在这个大厅里憋了两年的话。」
他直视勃列日涅夫的眼睛。
「列昂尼德·伊里奇，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。一个巨大的、不可挽回的错误。我们不可能征服中国，就像拿破崙不可能征服俄国、希特勒不可能征服苏联一样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快从这个泥潭里脱身，在我们的国家被这场战争拖垮之前。」
他转向全场的中央委员。
「同志们，记住我今天说的话。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当你们回顾这段歷史的时候，你们会明白我说的是对的。」
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讲台，缓缓走向出口。
没有人阻拦他。没有人说话。
只有他蹣跚的脚步声，在空旷的会议厅里回响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那天晚上，米高扬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去世了。
官方的说法是心脏病发作。
但有些人说，那是他自己选择的结局——在说完最后想说的话之后，他终于可以安息了。